重庆女孩摔婴事件背后，尊重生命等的人性诉求不应被忽视和遗弃。

　　这不是道德绑架法律，而是法律不外乎人情，调整需符合社会现实、人性伦理。

　　杜绝低龄犯罪，家庭教育、社会矫治、法律调整，一个都不能少。 无论对个体生命，还是社会进步，制度都不应再沉默。

　　12月12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摔婴女孩的父亲否认了自己经常打骂女儿的传言，但同时声称，自己也不知道女儿为何有这样的行为。

　　重庆摔婴案已经事发一周，目前，婴儿已经能够进食，但摔婴女孩一直未受到任何强制惩罚措施，事件引发的争议愈演愈烈。

　　追踪：男婴已能吃粥，女孩离开新疆

　　男婴：12月9日，原原父亲发微博称，经重庆市知名专家会诊，确定了原原的开颅手术时间大概定在下周一二。原原左手和左脚需要在手术后做康复治疗，而智力方面只能依赖于以后的恢复情况。据医生透露，原原现在可以自己吃米粥和奶粉，不需要胃管。

　　女孩：摔婴事件发生后，为减轻舆论压力，其母带女儿李某前往新疆。日前，央视记者从打人女孩父亲处得知，母亲已经带着女孩再次离开新疆返回内地，原本在当地联系的心理评估也不得不放弃。

　　女孩父亲：女孩父亲向媒体澄清，称此前从未讲过经常打骂孩子。并一再强调，已经向被打男婴家人多次道歉。此外，他说事发前并未发现孩子有任何异常，事后反倒显得很平静。

　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孩子会这样做，他希望尽快找出真相，去承担作为孩子父亲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。

　　质疑：只能让摔婴女孩“一走了之”？

　　因涉事女孩李某只有10岁，未到14岁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重庆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刑事案件侦查，于是10岁女孩事后直接随母亲远赴新疆。

　　在网上，对涉事女孩只是让其母亲带离“是非之地”的措施，引发网友的激烈质疑：这样的处罚是否“太轻了”？不满14周岁就可以轻易逃脱责罚，为所欲为了吗，这样的规定是不是纵容犯罪？！

　　有评论人士认为，社会对未成年人采取一定程度的宽容与保护是合理的，但警方不予刑事立案，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丝毫惩戒。

　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也认为，此案不应不了了之，应作为严重刑事案件认真调查。不进行刑事处罚不等于没有任何教育的方式，还是要走法律程序。

　　这一事件不但在国内反响巨大，也引起了外媒的关注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洛杉矶时报》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，《纽约时报》称，重庆“魔鬼女孩”摔婴震惊中国。

　　隐忧：“低龄犯罪”增多立法该出手？

　　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，儿童要到大约12岁才开始能够掌管自己的一切，而能分辨对错的成熟道德观念，则要到12至13岁才开始发展。对低于这些岁数的儿童施加刑事责任是苛刻和不合理的。

　　然而，已经酿成的悲剧似乎正在对我们发出警示。2004年，黑龙江省巴彦县13岁男孩赵某某强奸了同村女孩，但被害人家属只能发起民事诉讼获取赔偿。就在民事赔偿判决书下达一周后，赵某某夜闯女孩家，当其面将其母亲杀害。这一次，赵某某依然仅被处以劳教1年6个月。

　　在一些观点看来，“低于14岁不负刑责”对犯罪行为其实是一种放任。据统计，2006~2010年期间，全国法院判决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5年间上涨68%，其中不乏杀人、强奸等恶性事件。

　　在严峻的形势下，不少人开始呼吁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被害人、行为人和社会其实都有好处，立法机关不应再回避。

　　思考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可行？

　　对于是否降低“最低刑责年龄”，学界尚存争议。有人认为降低刑责年龄门槛有助于打击犯罪，也有人认为，犯罪行为低龄化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，过早地向未成年人使用刑罚，不利于对他们的矫正。

　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其道理，但在中国，另一个困境在于，对于未满14岁的“少年犯”，我国几乎没有惩治措施，甚至连矫治措施都不存在。

　　事实上，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最重要的目的，是要对这些少年犯进行矫正，而不是惩罚重庆女孩这样的人。将少年犯法者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绳之于法，其实是向他们提供有系统的改过自新机会；而对这些幼童施加制裁，可减低他们将来养成一生一世的犯罪习惯的可能性。

　　在香港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长期维持在7岁，2013年提高至10岁。但立法建议者很谨慎地提出了配套方案。对于未满最低年龄的犯罪者，当局也要提供足够的矫正服务。这些经验，其实值得借鉴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调查研判，拿出科学合理的依据。如果有必要，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并非不可考虑。 （本文编述：石野樵）

　　他山之石

　　危险儿童，惩教不可少

　　刑罚制度较发达的国家普遍认为，未成年人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，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，是一件涉及国家前途的大事。

　　少年法院：

　　认定有罪但不刑罚

　　1899年，美国的芝加哥率先制定了少年法，确立了少年法院审判制度。自此以后，各国相继仿效，专设了少年法院。按照少年法的规定，对于少年犯，即使认定其有罪，一般也不处以刑罚，而分别采取如下措施：①交付特定的保护观察人员，予以教育；②委托给环境良好的家长教养，或送入特设的教育机构；③责成家长教养；④对于恶性较深者，或有生理疾病者，交付特定的感化机关，加以矫正教育，或进行治疗。

　　儿童法庭：

　　警察主持开改过会

　　澳大利亚有比较成功的青少年犯罪矫正制度。有些基层设儿童法庭，法官在听取了法律援助组织、社区与家庭服务机构、青少年司法署等有关单位的建议后，一般会作出三种判决结果：一是判处监禁，二是判令提供社区服务，三是判处罚金或令其接受特殊教育。除了法庭判决，还有一个类似于诉前调解或曰庭外调解、由警察主持的“改过会”。这个“改过会”，是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少年儿童，警察将所有涉案当事人找来，坐成一个圆圈，开一个恳谈会。

　　延伸阅读

　　罚与恕背后的人性

　　罚和恕是一对对立的概念。在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方面，不管是罚和恕，其出发点都应该是公平和人性。

　　惹众怒：

　　10岁男孩被判15年

　　1993年，年仅10岁的罗伯特和的同学乔恩在购物中心拐骗了2岁的陌生男童詹姆士·巴尔杰，并残忍地将其虐杀，事后还计划伪造火车碾过致死的假象。在强烈的舆论愤怒之下，这两位英国史上最年幼的杀人犯被判了15年刑期。许多人认为，心智不成熟的人也可能极为残忍，让他们免于刑责是对受害人极大的不公，也对社会造成了潜在的威胁。

　　保权益：

　　玛丽·贝尔保护令

　　1968年2个月内，11岁的英国女孩玛丽先后虐杀了一名4岁和一名3岁的男孩。精神病学医生证明，玛丽·贝尔是典型的精神变态，但依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，她因此被裁定犯有谋杀罪。1980年，在服刑12年之后，23岁的玛丽·贝尔走出了监狱，她完全改过自新了。1998年，玛丽的自传体小说《无声啜泣》轰动英国，也引来关注。但公众的关注却影响了她和女儿的生活。

　　为此，她入禀法院，并于2003年获得英国高等法院的支持，为自己和女儿争取到了一纸保护令：任何英国媒体，都不允许公开报道玛丽及其女儿现在的身份与姓名，该保护令终身有效。这一判例，即对未成年罪犯出狱后身份永久保密的做法，后来也被称为“玛丽·贝尔保护令”。

　　文字整理：郑梓锐（署名除外）

　　策划统筹：杨丽东

　　制图/曹宪尚

（本文转载自佛山日报http://epaper.citygf.com/szb/html/2013-12/13/content_544007434.htm）